"展望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危机回潮的风险与潜在增长率下滑正在重塑新的全球经济生态。"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低于2018年，非金融风险逆向传导、全球贸易争端重心转移、宏观政策被动断档等使复苏动能减弱，长期增长中枢或比10年前系统性下移。
非金融风险逆序传导
程实认为，金融市场和部分经济体已出现危机回潮，新兴市场货币风险仍未消失，意大利"预算之争"和英国"硬脱欧"威胁或使欧洲成为风险逆序传导的下一站，而美国经济扩张尾声与政治周期节点重叠，政策隐患不可小觑。
2007～2016年，国际金融危机循着清晰的路径依序传导：以信用支点渐次崩塌为核心动因，危机的形态沿着"流动性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再到货币危机"的路径持续演化，震心从美国向欧洲和新兴市场渐次转移。
在完成了金融风险"顺序传导"的过程后，世界经济迎来了2016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的强势协同复苏。然而，进入2018年下半年，复苏势头明显减弱，陆续发生的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即是回潮的预示。
程实表示，经历了过去两年的过渡期，当前全球已经开始呈现出风险"逆序传导"，而其链条仍然由"木桶理论"决定，只不过重心由金融风险向其他风险转变。在长期制度脆弱性和危机爆发期间政策透支的双重影响下，民粹主义、孤岛主义、保守主义迅速蔓延，新兴市场货币危机正是危机回潮的第一站。本就面临货币联盟脆弱性的欧洲，特别是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党群格局、劳动市场、对欧情结呈现二元化的南欧（特别是同时受到财政问题困扰的意大利等国），或将由此接棒成为危机回潮的下一站。
作为此轮复苏的引领者，美国最终也面临自身内、外政策负面影响的回溢风险。在贸易争端后果完全显现、刺激效果渐次衰退、选情波折引发政策极化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重回衰退或成为危机回潮的尾声。
多边贸易体系重构带来的挑战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强劲，需求回暖强化了投资信心，而投资扩张也加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贸易，贸易和投资增速由此出现跃升，分别从2.2%和1.9%增至5.3%和4.6%。然而，自2018年3月以来，全球贸易局势骤然紧张，政策风险重新上行，多边贸易体系的重构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挑战。
程实认为，贸易战冲击的重心和时序对不同的经济体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一是新兴市场受铝、钢铁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更大，发达经济体对这类冲击的敏感性较低，欧、日等经济体在初期甚至会由于替代作用从中获益；二是发达经济体受汽车及其零部件的贸易摩擦冲击极大，若美国对价值3500亿美元的该类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遭到相应反制，加上已有的其他贸易摩擦，发达经济体受到的长期增长拖累甚至将大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三是新兴市场所受冲击程度最大的年份是2019年，而发达经济体则在2020年之后，比如，在最坏的情形下，2019年中国经济所受影响或高达1.6%，而2020年也将对美国造成接近1％的产出损失；四是贸易摩擦的冲击会逐渐消退，但对于中美两国以及与之贸易往来密切的部分北美、亚太经济体而言冲击将更为持续，到2023年仍可能超过0.5%。"从长期来看，贸易摩擦将重构产业链，打击相关企业，降低全球经济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普及速度，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同时也推升商品和服务成本，削减居民的净福利。"程实表示。
宏观政策被动断档
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或已触顶，前期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不仅面临边际效果的减弱，也有在未来缺乏余地的隐忧。程实认为，全球经济周期的错配与宏观政策空间的鸿沟相互强化，新兴市场整体面临货币和财政政策边际收缩的压力，尽管发达经济体短期仍有财政刺激助力，但其影响将渐次消退，美联储缩表进度加快也将加大经济下行风险。
随着全球货币政策收紧，特别是在主要央行开始渐进缩表的情形下，新兴市场面临债务风险和外汇风险：一方面，外部需求的疲弱通过减缓收入增长降低偿付能力；另一方面，汇率贬值也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实际债务负担和流动性。程实认为，尽管自美联储首次加息（2015年12月）以来，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出现了整体利率变动方向的分化，但随着美联储加速加息带来美元骤然升值，特别是三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在今年4月开始整体出现明显下行态势，新兴市场的加权利率大幅抬升。
总体而言，经历危机十年，增长的担忧将取代对于通胀的关注，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可能出现更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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