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电视新闻的报道和现在的电视新闻报道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杨伟光：最大区别是电视新闻不是新闻。当天的内容，往往要第二天才播。两个月以后，我们写了一个央视新闻改革的方案，核心是把《新闻联播》办成国内要闻的总汇。我们对《新闻联播》提出几点要求：新、广、快、深、活。我提出央视一定要发正在发生和刚刚发生的新闻，你电视台天天播出，你没有必要等到晚上联播时再播，上午有新闻上午就播，中午有中午就播了。
可是电视新闻的制作比广播报纸新闻制作复杂得多，有没有遇到阻力?
杨伟光：开始大家肯定有意见，但后来实践的效果好，大家就没意见了。比如中央领导的会见活动晚上六点结束，记者就经常六点从人民大会堂赶回来编新闻，抢当天的新闻，抢在《新闻联播》的7点半前播出刚刚收到的消息，领导同志回到家里，打开电视一看，哎新闻联播已经播了，特别高兴，感觉电视台变化很大。所以后来中央很多活动，都要考虑电视台的需要，领导同志的一些会议，就问中央电视台记者来了没有，没有来，没有来稍等一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了，开始。弄的其他新闻单位就有一点意见了，说太偏向你们中央电视台了。
后来领导同志就开始重视电视这一块儿了，我们央视的稿子先单独审。当时我提出来，电视的稿子应该不要搞那么长，报纸可以长一点，所以那个时候，领导同志的讲话稿太长我们可以删的。因为我认为，电视新闻稿太长了，实际上效果不好。那时小平同志也专门讲过，新闻不要太长，后来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也讲过。他们讲了以后，新闻多半都短了，时间一长又依然如故。
《新闻联播》晚七时播出，国家重要新闻在七时首发。新闻抢在了别的媒体，包括广播媒体前面。那时广播电台有一个全国联播，是晚八点播，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七点播，广播电台就有点不舒服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新闻是首先在电台发布的，现在变成了电视首发，中央领导批了一些中央要发的东西，也都是在央视的《新闻联播》先发，所以后来广播电台采取一些措施，把原本20点的新闻，改到了18点播出。
那当时电视台和电台的竞争就已经比较激烈了，主要表现在哪方面?
杨伟光：时效上面主要是跟广播电台争，特别是在体育比赛。过去那个体育比赛，卫星传送还不发达，电视台要录传回来然后再播，比广播播出要晚一两天。到了1986年汉城亚运会，我带队去的，我说这次一定要超过广播电台，时效性超过他，第一块金牌一定要我们先播出，最后金牌总数也要我们先播出。为了在时效性上超过他们，我们先从电话上下功夫，广播电台它当时的报道要从汉城打到汉城的电信局，再转到北京的电信局，然后打到广电部的总机，然后到中央电台，经过这么多环节。我们租了一个直线电话，韩国一个电话机，北京一个电话机，拿起来就通了，然后告诉有什么消息，及时播出，一下子就把广播给超过了。
为了争时效性，那次亚运会，我们还想了别的办法，尤其是有可能得第一块金牌的比赛是自行车，我当时安排一个朝鲜族记者金德显，在终点，韩国人听说他是朝鲜族，特别热情，我说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去了以后跟韩国人搞好关系，借用他们的电话，中国得第一名你及时把电话拨过来。结果自行车我们真的拿了第一，运动员一冲过线，记者第一时间打电话说我们中国队拿了金牌了，多少时间。为了保险，我们跟新华社记者核实一下，可新华社还没收到消息呢。记者又打电话说，确实是中国拿第一块金牌了，我说播，于是第一块金牌就是电视台第一个播出了。
包括抢后来的中国队金牌第一的新闻，我们头一天就把金牌第一的图像全部做好了，现场一录像后马上播出，央视的新闻播完以后半小时新华社才发稿，就差这么多，这就叫时效。
您一直说央视的改革从93年的《东方时空》开始，您觉得《东方时空》对当时央视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杨伟光：这有一个背景，我是91年当台长，1992年丁关根同志主持中宣部的工作，他提出要抓一些热点问题、抓大家关心的问题。新闻局的局长来找我，他说领导同志提出要抓热点问题，你电视怎么样做要考虑考虑。我听了心里感到有点玄。文革时期，新闻媒体都是只播好的不播坏的，好消息可以播，坏消息是不能播的，批评都不行的。现在你要搞一个热点问题，群众关心的问题，揭露社会问题，那是很敏感的。如果这样，必须要有文字下达，光这么说不行，否则出了问题了又打我们新闻界的屁股。后来93年的春天中宣部就发了个文件，里面就写了新闻界要注意抓热点、抓群众关心的问题。
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小组，小组谈节目改革，他们开始提出的题目叫“新太阳”，我说“新太阳”不好，人家会理解成“老太阳”是毛泽东，你们要“新太阳”否定“老太阳”，我要求多想几个名字，后来就选了《东方时空》。我说这个名字挺好，“东方”象征着中国，“时空”寓意时间无限、空间无限，非常有气势，领导同志也觉得这个挺好。然后又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片头，一出来以后，大家都说，哎，中央电视台变了。
这中间还有一个争议，这样一个节目放在什么时间播出呢?大家都希望放好时间播。我说，放早上七点，大家一下子炸了。为什么?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早上八点钟才有节目，七点钟是中央电台的天下，《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个名牌栏目，七点谁看电视呀?这是个垃圾时段!大家不能接受。我说：是这样，这个栏目刚开始，我不希望有很多人看。因为啊，批评在我们这个新闻史上是很难的，《东方时空》里面有一个《焦点时刻》，这就是批评性的节目，你们把握不好怎么办?所以重播时间也是安排在下午一点，也是不好的时间段。但是没有想到《东方时空》一出来，哗，七点不看电视的都看电视，观众的习惯改变了。
然后过了一年，到了94年，《焦点时刻》这个节目群众也欢迎，领导也支持，觉得挺好。我就提出，在《新闻联播》后面搞一个抓问题的、抓热点的新闻节目，我问新闻中心，你们敢不敢要?如果你敢要，我就把《新闻联播》后面有个15分钟时间段都给你们，我说你们研究一下。这样一个礼拜以后，他们过来找我说要，这就是后来的《焦点访谈》。有人说，杨伟光你本来这么保守，《东方时空》都放在早上七点，第二年又这么激进，直接放到《新闻联播》后面，为什么这样?
我说，第一我这个节目的内容和模式，观众和领导都已经认可了;第二，我们做这个节目的队伍，经过一年的磨炼，大体上可以把握了，第一年都是临时招的人，能不能把握好，我们都不知道，过了一年后，可以做了。所以《焦点访谈》就出来了，一直到现在，那时《焦点访谈》的收视率百分之三十几，很高，连总书记、总理他们都看，都赞赏这个栏目。
那咱们《焦点访谈》，有没有踩雷的时候?
杨伟光：哪一个说这个节目错了的没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总会有不同的意见，但都不是颠覆性的意见，是希望改进的意见。后来在中南海开了研讨会，我们的记者汇报了情况，也提了一些改进意见，概括成几条，第一就是《焦点访谈》事实一定要是真的，不能搞假的，不准确的东西不行;第二个要与人为善，不要整人，完全是要帮助人家改进工作;第三个是要连续报道，人家改进以后，你要给人家报道，改完就好;第四个就是对一个省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不要连续发(负面)新闻，发一条人家就挺紧张，连续发两条三条，省委书记就坐不住了，所以不要连续地发，不要集中地发一个地方;第五个就是北京开重要会议的时候，省委书记、省长都在北京，这一段时间不要点名道姓地批评哪一个省或者哪一个市，如果是你点名道姓批评了，人家第二天都不好出来了。《焦点访谈》一直就按照这些原则来做，所以没有出过大的问题，没有颠覆性的意见。
有一次比较典型的是山东，山东有一个法院院长，又喝了点酒，记者去采访时，他就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怕谁，谁都不怕!”下面人把我们的采访车给放了气。结果记者回来以后，就跟我反映这个问题，问能不能播出。我就问，是真的么?记者说，是真的。我说真的就可以播，后来就播出了。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人大代表说把我们山东人面子丢光了，弄的很紧张，三天把这个领导撤职。新闻改革啊，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度”，我做的这几个事，“度”把握不好都是要被颠覆的。
1993年，您还提出了要把央视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大台的奋斗目标，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目标?
杨伟光：嗯，那时候我提出了一个目标，说要把中央电视台办成跟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一流大台。台里就有不同意见，说现在不是提建设大台的时候，因为中央电视台当时很落后。而且，这国际一流大台什么样?当时出国的人很少，大家都不清楚。有人就说，我们在国内跟省台比还是高的。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跟省台比，说你中央电视台跟省台比就没意思了，你比自己多容易满足，我们要跟世界大台比，看看跟世界大台比有什么差距。后来我开了三个座谈会，总结建设世界一流大台要有什么条件，要如何建设，归纳了七条，写了一篇文章。
可当时团队分歧还是很大，因为那时台里条件实在是很差，结果丁关根同志到中央电视台开观众座谈会时说了一句话：最近看到你们台的杂志，杨伟光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要建世界一流大台，很好嘛，要有这样的气魄。丁关根同志一讲，大家不说话了，建立世界一流大台的目标正式确认。可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台，我们缺钱。
当时央视是一个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单位，很穷，钱从哪里来呢?有自己挣钱的门路吗?
杨伟光：挣钱的门路当时只有一个广告，广告费很少，79年开始做广告，一直到90年才一个亿。所以那时中央电视台基本是百分百国家给钱，你要做事情的话，你就必须打一个报告，报告里面由广电部送到财政部，批准以后才能实施。这个报告一个时间很长，第二我们要一百万你给五十万，做事做不完整，买设备要一百万，给五十万就买不来。后来大家就都说要讲改革，电视台是不是可以改?上面同意，电视台改革，国家一年就给你七千万，其他的由你们自筹，多了你们自己用，不用上交，少了国家也不给了，你们自己解决。
怎么办?我们就先把节目做好，然后加强广告业务。当时《新闻联播》后面接的是《天气预报》，大家就认为《天气预报》也是联播的一部分，所以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是没有广告的，而且当时那个环境观众对广告很反感。广告部主任就来找我，问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可以做广告吗?如果可以做厂家愿出大钱。我说，这事比较敏感，但我们真缺钱啊。经过研究决定，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30秒广告。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了，目的是得到观众认可，你弄的太长，本来人家反感广告，你又在《天气预报》前面加很长的广告，马上就砸了，我说就加30秒。看看反应怎么样，结果领导和群众都没有反应，这是很出乎我的预料，于是半年以后加到一分钟，也不长，加上当时广告片做的很好，大家也不烦。
到了94年，广告部主任对我说，他说天气预报前有13个五秒的标板，有190个企业要，怎么办?给谁?我说给谁都不好，你给了谁，没有拿到的人都会对你有意见，还是招标好，我们公开招标。这个主意出了以后，各方面反应还可以，反正你供不应求，招标这样比较公正。第一个标王是三千多万，第二年的标王是六千多万，到98年的时候，天气预报前和《焦点访谈》前的三分钟广告就招了28个亿。
广告可以带来收入，也容易招致观众反感，您怎么看待电视媒体和广告的关系?
杨伟光：广告在国际上有比较成熟的规律，我们以前是节目中间不插广告的，两头插，后来跟国际上接轨，电视剧中也插，这一插观众意见很大，后来又取消了。观众觉得不插好，这样不影响看。这个处理起来还是得有中国特色，中国不能盲目地按国际惯例做，还是要考虑中国观众的意见。
那几年的变化我们自己都想不到，90年才一个亿，91年两亿七，92年五亿六，93年是七亿六， 94年突破十个亿，突破十个亿以后日子比较好过。95年二十个亿，我当时就畅想了一下，我说本世纪末，我们中央电视台创收争取到39亿到45亿，大家说这个想象力太强了，不可能，结果96年35亿，97年45亿。这就为中央电视台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
有钱就有建国际大台的经济实力了。这么多钱怎么花的?
杨伟光：到96年的时候拿了8个亿，买了电视设备，最先进的电视数字设备，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的跨越。97年香港回归了，英国的BBC和我们是主要两个新闻单位，当时BBC很牛，说这个(香港回归报道)以他们为主，我说那不行，都是平等的，你多少机位我们多少机位，当时谈判谈得很艰苦，他们不同意。后来我说这次一定要把英国人比下去，我们在北京有新闻中心，在香港有新闻中心，把所有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现场全部直播，72小时连续现场直播。
到香港回归前，一个大型的20几辆车的车队拉着我们的设备，浩浩荡荡开到香港，租了一个五百平米的很大的演播室。我说一定要超过BBC，他跟我们位置都在新闻中心，互相挨着。我说一定要把他们比下去，第一我们的设备是全新的数字设备，第二演播室要大，功能要全，第三个要漂亮，请香港最有名的设计师设计，音效非常好。BBC只租了50平米，我们租了500平米，他一看不好意思了，退掉了这个房子，跑到别的地方，新闻就变成了主要是我们提供，我们还有各种语言的资料都可以提供给各国电视台。这就彻底把BBC威风打下去了。这是一个实力的比较，如果没有96年35个亿，没有这个实力是想做也做不了的。
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电视台，它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保持优势，起码保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优势?
杨伟光： 现在电视台应该凭借着自己的优势，一个节目优势，一个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积极去占领新媒体。中央电视台也有网络电视台、网站，但是它的主体还是放在了电视方面，其实应该研究新媒体的特点、新的节目形式，那些东西现在研究得不够。要利用自己现有的优势，人才的优势，节目优势、资金优势，逐步加强新媒体，如果做得好仍可以保持主导的地位。电视台对待新媒体不用紧张，但是你要去做。我们现在只是形式上有了，但是没有下力气研究新媒体的特点。
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掌舵者，您的手里曾经出现过央视黄金的时代，您觉得“制胜秘诀”在哪里?
杨伟光： 最关键、最核心的地方，在于“度”的把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谈新闻报道中的“度”》，你可以参考一下。
“新闻媒体既要当党的喉舌，又要当人民的喉舌;既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既要多种声音，又要有主旋律;既要及时报道党和政府的部署，又要从实际出发，不大轰大嗡;既要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又要揭露腐化堕落和违法违纪现象;既要批评、揭露，又要获得积极的效果;既要讲成绩，又要谈问题;既要讲光明前途，又要不造成盲目乐观情绪;既要讲改革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又不要造成人们的期望值太高;既要讲忧患意识，又不要使人丧失信心;既要有明确的宣传目的，又要十分讲究宣传艺术;既要有宣传意识，又不要有宣传味;既要敢于抓热点，又要缓解、分流热点;既要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又要遵法守纪、注重职业道德;既要舆论监督，又要监督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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