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劳动人口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分析【图】

劳动人口就业 2016-11-04 07:32

过去几十年里，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而且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力的投入以弥补初期资本稀缺的短板，其背后的支撑是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供给。然而，这个支点正在发生改变，多地发生农民工用工荒，农民工人数同比增速在迅速下降，而且农民工的年龄段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时间点：农民工人口也在面临“老龄化”的威胁，16-20 岁以及 21-30 岁年龄段农民工的数量在减少，而 41 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在逐渐增高。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以及生存问题会牵扯到社会和改革的方方面面，因此这个农民工老龄化趋势趋势在短时间内逆转的可能性并不高。

16-64 岁劳动力人口在下降

农民工荒未来将持续

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劳动力转移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通俗点讲就是人口质量问题。产业结构的升级、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的研究这些，除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源，更需要“人”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的配合。2013 年的数据，中国 R&D 支出占 GDP 比重为 2%左右，而日本这一数字为 3.47%，韩国为 4.15%。这一点也在 WDI 另外一个数据中可以得到验证，每百万人中科研人员数量，中国仅为 1090 人，而韩国高达 6456 人。人口质量和一个国家的教育支出、科研创新战略等因素息息相关，在中国目前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的背后，人口，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维度，都将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发挥最为关键的作用。

R&D 占 GDP 比重%

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量

一般国家的现代化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向农民、农业提取剩余来进行工业化、城市化，也就是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段：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迅速向高收入的生产部门流动，人均财富分配不平衡明显加剧，曲线上扬。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工业社会继续发展，库兹涅茨曲线相对平缓。

新中国前三十年初步建立起的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本主要是由中国农民来承担的。当然，城市居民、官员、知识分子，大家收入都很微薄，都为整个工业化原始积累做了贡献，但主体还是农民。现在整个国家税收的重心已经转到城市工商业，有了对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进行转移支付的条件和基础。农业占整个 GDP 的比重，2015 年已经下降到 9%左右，二三产业占了 91%左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转型。

2015 年的数据是有 28.3%左右的劳动力还在从事农业活动。也就是说，看产业结构和税收结构，中国即将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但从就业结构来看，中国还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这种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情况，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具体表现在将近两亿农民工游走在城乡之间，没有一个确切的归属。

农业就业人员占比（%）

2015 年中国农村人口为 6 亿左右，占总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到 43.9%。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是必然趋势，国际上，以已经实现城市化的日本和韩国为例，当前日本农村人口比重大约 10%，韩国大约 9%。截至 2015 年的数据，农民工数量大约 2.77 亿，按照 71.9%的比例来估算劳动力人口，农村劳动力人口有 4.3 亿左右，而能够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理论上限大约（2.77/6*4.3） 2 亿左右。

然而，当前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二元福利结构，此外投资还面临债务的约束，农村人口比重未来很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维持在 20%更为合理，这也就意味着目前中国已经跨越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很好地解释了之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同时也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工业化启动之初，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村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重新分配，使得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的企业大胆地、低成本地扩张业务。不断增长的利润又助推进一步投资，形成一个正向反馈循环。廉价劳动力和高储蓄率导致了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和货币升值，同时，资产的泡沫也在酝酿着。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推进，城镇化率从 2005 年的 43%增长到 56.1%，“十三五”规划中指出到 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 60%。

我国历年城镇化率

农民工、储投率、企业利润以及出口等都在 2010 年现拐点

2016 年 10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新型城镇化建设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通知》对十三五期间，推动户籍城镇化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以及发布了相关配套政策。该方案出台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十三五期间将会进入加速阶段。目前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在 2015 年已经达到 56.1%，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一直不理想。根据 2020年 45%户籍城镇化率目标，以及每年 5%人口自然增长率情况估算，目前 2015 年户籍城镇化率大概在 39%左右。也就是说户籍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差值达到 17%。

未来每年 1300 万人次的转户，将会对中国整个城镇化进程以及相关产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和相应的机会。首先，45%户籍城镇化目标对于城镇化有效投资的影响会比较显著，而且会于消费先动。房地产、基建有望在这一轮的城镇化建设中兴起，与基建相关的有效投资领域如轨交建设、地下管廊建设以及房地产相关的保障房建设领域值得关注；其次，转户必然会联系到农村土地问题，因此与土地流转、农化农机、农业养殖、农资服务相关的产业会有持续的机会；最后，每年 1300 万人次的转户，潜在的消费体量粗步估算每年 220 亿左右，职业教育、文化娱乐等也会是政策重点关注和引导的方向之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持续落地和推进是解决中国农民工以及人口问题的关键之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 21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老龄化几乎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包括劳动力以及金融市场、商品供求、房地产市场、财政养老压力、人口代际结构等。根据联合国 2015 年人口老龄化报告估计，2015-2030 年，60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会增加 56%，从 9 亿增加到 14 亿老年人口；而到了 2050 年，老年人口将会相比于 2015 年翻倍，达到 21 亿之多，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 60 岁以上老年人。中国作为人口大国，60 岁以上老龄人口也占了全球最大的比重：2015 年每 4 个 60 岁以上老年人中就有一个在中国。

全球老龄化趋势详细数据

全球老龄化人口分布

从全球来看，低生育率、医疗技术进步下的寿命延长以及移民这三个因素是造成全球化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前两者，特别是近 20 年的低生育率给老龄化带来了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由于计划生育，中国女性生育率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 2.7 左右下降到 2015 年的 1.57 左右，世界平均为 2.45。另一方面，随着生存环境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全球人口的寿命已经从上世纪 60 年代的 52 岁，延长到目前的 71 岁，中国人口目前的人均寿命为 75 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从这两点来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全球主要国家生育率水平 1960-2015

出生人口下降

农民工数量减少，仅仅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缩小的一个方面。在城镇化放缓的同时，中国又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这是放大刘易斯拐点效应的另一项关键转变。独生子女政策在大约 1980 年至 2014 年期间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种“人口结构红利”。现在这种红利开始变成赤字。中国 15 岁至 64 岁的人口数量已在 2010 年见顶。儿童和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人口抚养比——自 2010 年出现拐点。中国在 1979 年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但出生率上升趋势持续至 1980 年代。1987 年，中国新出生人口达到 2550 万，此后逐年减少，到 1997 年减到 2015 年减至 1655 万，同时自然增长率目前不到 5%

中国抚养比已经开始上升

出生人口下降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 35 年里，中国的抚养比还将一路攀升，2050 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 63%。其中，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 12.5%提高至 2050 年 39%。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丧失，更预示中国社会未来养老的负担将加大，这对中国社会将产生三个方面影响：首先，人口老年化问题加剧导致储蓄率下降，不利于资本深化。早在 2000 年开始，中国 65 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 7%，老年化社会的来临。人口老年化意味着社会储蓄率下降。按照经济学原理，随着人口老年化问题的加剧，一国储蓄率会下降。2014 年国内储蓄率 48.8%，2010 年储蓄率为 50.9%，未来储蓄率还将随着人口老年化而进一步下滑。储蓄率下降导致社会资金配置的改变，资本支出受限，投资放缓，不利于资本的深化。

国内储蓄率下降，老龄化加剧

其次，加剧国家债务负担，拖累经济增长。目前地方政府的投资受制于债务约束，中央政府的债务置换起到社会债务的杠杆转移作用却不能降低整体债务水平。未来养老负担的加剧将迫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养老支出，从而加剧国家债务负担。比如日本，人口老年化导致日本社会保险费逐年增加，按照现在的速度，2050 年日本累积债务将达到 GDP 的 5.6 倍。按照中国目前人口老年化的增速， 2050 年养老保险金收支累计缺口占到 GDP 的 90%。这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隐患，很可能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老年化社会改变中国比较优势，加大宏观经济不稳定性。过去中国制造一大优势是成本低，主要是劳动投入低。这种状况正在改变。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老年化社会将使得中国比较优势发生更改，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出口放缓，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资本流出压力加大，整个社会产业环境和货币流动性受到冲击，极易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之道：

当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供给受到冲击，社会要素资源的配置不能够适应过去增长模式时，经济发展中往往需要通过改变要素资源配置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以再平衡。全面放开二胎主要针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是通过晚婚、晚育、优生和少生，对人口进行有计划的控制的过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全面推行，1982 年定为基本国策，2001 年成为国家的法律，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我国开展计划生育以来至今避免了 2.5 亿人口的出生，对人口控制和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近几年来已经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求。2015 年 10月，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成为激活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政策。
另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明确了顶层设计中，延迟退休政策渐进渐行。目前，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 60 岁，女 55 岁（干部）或 50 岁（工人）。延长退休年龄的背景与放开二胎政策类似，人口老年化背景下，养老压力负担较大，劳动力人口下降，制造业成本上升，冲击宏观经济稳定。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在 67 岁左右，日本退休年龄男 65 岁，女 60 岁。过去几年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均通过法案延长退休年龄。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延迟退休方案有望可以在十三五期间正式推出，但正式施行可能要等到十四五期间。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自2013年局部开放二胎政策以来，中国新生婴儿数量就开始开启了高速增长模式，预计伴随着这次政策的全面实施，未来新生婴儿数将保持甚至提高目前的高增长率。

2011-2015年中国新生婴儿数量统计

在2013年局部开放二胎政策后，随着新生婴儿数量的加速增长。预计，随着新生婴儿数规模的高速增长，我国0-14岁人口数量也将持续增长。

2011-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数量统计

人口概念相关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养老以及二胎产业。其中，二胎产业包括可选消费以及必选消费产业，其中，可选消费包括：1）汽车 2）月嫂护工 3）教育培训 4）“辣妈”经济。二胎必选消费产业包括 1）母婴用品 2）母婴药类 3）童装 4）玩具动漫 5）医疗检测。
而养老产业主要包括养老金融和医养结合两个大的领域，主要包括 1）养老地产 2）养老金代管及终身险 3）综合性医护管理服务 4）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品 5）养老文化旅游 6）家政护工等。

二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