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经营是指通过剥离、收购等获得不良资产，再以持有、分拆、拍卖、重组、转股等多种手段进行处置，回收现金进而获取收益的业务。专业从事不良资产经营的公司被称作资产管理公司(Assetmanagement-company，简称“AMC”)。不良资产经营行业受到多个部门的监管，但相比银行业的严格监管，这个行业还处于鼓励多于限制的阶段。资产管理公司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进行正常资产管理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没有金融机构许可证；另一类是专门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银行业监督委员会颁发的金融机构许可证。本报告指的就是第二类资产管理公司，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管理和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我国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1999-2004 年：政策性业务阶段。我国于 1999 年相继成立中国华融、中 国长城、中国东方和中国信达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设立目的是为了处理和 消化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这段时间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无论 是在融资方式、收购不良资产的价格确定方式还是对公司业绩的考核上都表现 出较为明显的政策服务导向，具体而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主要通过发行金融债 券等方式募集资金、按照账面原值收购不良资产以及四大 AMC 根据财政部规 定的现金回收率和费用率为考核参考。

    二、2004-2012 年：商业化转型阶段。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逐步开始不良资产业 务多元化探索，经历了 2000 年和 2004 年两次针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规 模剥离的任务后，从 2005 年开始，四大资管公司正式步入市场化进程，经营 方向从四大国有银行转向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其中中国华融率先尝试构 建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开始涉足金融租赁、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领域。 2010、2012 年，中国信达和中国华融分别完成了股份制改革，意味着四大资 产管理公司不仅业务上进行商业化转变，在体制上也开始了市场化改革。

    三、2012 年至今：全面商业化阶段。2012 年以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市场化、 多元化经营模式日趋成熟，并呈现出差异化发展的趋势。2012 年 4 月，中国信 达引入社保基金、瑞银、中信资本、渣打银行四家战略性投资者，并于 2013 年在香港上市。2014 年 8 月，中国华融获得中国人寿、美国华平集团、高盛集 团、复星国际等八家战略投资者投资，并于 2015 年 10 月 在香港上市。此外， 截至 2015 年底，我国已分三批设立了十五家地方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第四批 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也有望在 2016 年相继成立。目前，我国不良资产行业处于 全面商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1、法律风险

    由于我国不良资产种类繁多，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因此，处置时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这种法律风险主要是指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由于工作疏忽或渎职，将法律上应当主张的权利予以放弃，或者由于处置方案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导致资产处置出现法律障碍或漏洞，而给国家造成新的国有资产的损失。

    不良资产处置客观上存在产生法律风险的可能性。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不良资产处置本身是法律关系复杂，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法律关系，如借贷法律关系、担保法律关系、票据法律关系、房地产法律关系等，对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的任何不正确判断或疏忽闪失都可能构成法律风险。

    第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合同的有效或无效，只能由法院和仲裁机关依法认定，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认定合同的有效或无效。也就是说，除法院和仲裁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包括律师、法律专家、当事人自己)对合同的有效、无效作出的分析和判断，都只是咨询性和参考性的。但在实际的资产处置工作中，大量的不良资产不是通过法院和仲裁机关处置的，而是通过相互协商(如债务重组、以资抵债等)来处理，本身就包含了法律风险。

    2、处置风险

    由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金融制度创新形式，其运作方式在我国没有现成的经验，不少关于不良资产处置的规程都是在实践中陆续出台和不断完善的。因此，不良资产处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在不断完善，约束在不断增强，但这其中必然会存在这一现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必然没有后面的人吃得干净、吃得完整。对于资产管理公司人员来说，不开展不良资产处置就面临政策风险，但只要处置了不良资产就可能面临处置不规范、处置调查线索不全面、处置没有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风险。各类监督检查往往以最完善、最规范、最理想的市场化要求来审视不良资产处置，而忽略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是个不成熟的“婴儿”，我国的市场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3．技术风险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价风险，国外资产管理公司一般按评估价格或模拟市场价格收购不良贷款，这就为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对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状况的评价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市场化依据。而我国为尽快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在第一批政策性剥离不良资产时采取了按账面价值收购不良资产的做法，而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较大差异，使资产定价缺乏可靠的判定依据，也给监管机关的审查带来了困难。同时，目前我国对不良债权的价值评价更是缺乏科学的方法，在不良资产商业化收购过程中，各家资产管理公司在为竞标不良资产定价过程中也是煞费苦心，资产如何定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成为当前各家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重大风险点。

    二是规程操作风险。即资产管理公司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处置，如折扣变现、招标、拍卖、协议转让时，究竟运用哪种方式、何时处置为最大化处置，同样缺少合理的判定依据。如对实物资产出租，如何因资产类别不同而确定不同的租赁期以提升出租资产的价值；拍卖如何确定合理底价，把握拍卖时机，挖掘客户等均为影响拍卖结果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些技术操作由于受业务人员自身素质的约束，往往使处置最大化得不到有效实现。

    ４．决策风险

    通常集体决策被认为是最民主、最公平的决策，但潜在的集体决策风险往往被忽略。目前资产管理公司对处置方式和损失的认定，一般采取委员会决策机制。但一方面由于债务人情况复杂，各决策人员仅依靠业务人员提供的调查报告或处置方案，来了解债务人情况，是远远不够决策需要的。另一方面，多数决策人员只是“兼职”审议决策，随着处置量的加大，提交会议的方案愈来愈多，时间、精力有限，只要方案和调查报告写得好，一般均能顺利通过。这其中还不包括业务人员为个人私利，在制作方案时会利用集体决策的误区，采取规避风险的方法，制造决策陷阱，造成决策失误的情况。

    相关报告：智研咨询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运营监测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