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四大有利因素分析

    内容摘要：除了每年新增的超过1.6亿吨生活垃圾外，存量的垃圾量已经达到65亿吨，侵占了35亿力方面的土地，全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局。目前，填埋依然是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在处理量上的占比达到了77%。

    一、规划本身空间广阔，固废问题刻不容缓

    固体废物污染是除空气、水和噪声污染之外另一大城市污染问题。在城市日常功能区，生活垃圾的堆积成为目前困扰众多城市的一大严峻问题。目前，我国每年清运的城市生活垃圾达到1.64亿吨，并保持了每年约2%的增长速度。虽然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连年提升，但目前也仅有80%的垃圾实现了无害化处理，超过3300多万吨城市生活垃圾无处可去，随意堆积成为了最直接的处理方式。

    除了每年新增的超过1.6亿吨生活垃圾外，存量的垃圾量已经达到65亿吨，侵占了35亿力方面的土地，全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局。目前，填埋依然是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在处理量上的占比达到了77%。一线城市的垃圾填埋场的超负荷运转是普遍现象，如北京高安屯垃圾填埋场，2003年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000吨，2009年其日处理能力达到了3400吨，6年消耗60%的设计容量。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众多垃圾填埋场在未来几年将进入封场阶段。在人地矛盾如此突出的城市扩展中，新的垃圾填埋场很难开辟，如何解决不断增加的垃圾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此外，垃圾填埋场对周围环境的巨大影响也使得其周边地区很难形成实质开发，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综合发展。在综合回收利用等其他处理方式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焚烧可能算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而且采用焚烧发电的方式也能够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这是各级城市热衷垃圾焚烧发电的源动力。因此，我们看到，众多城市在“十二五”期间提出了对于垃圾焚烧发电的规划。

    虽然有着这么大的急迫性，“十一五”的城市垃圾处理投资却是远远低于规划值的。整个十一五期间，规划投资863亿，实际投资561亿，完成率仅为65%。其原因也是多方面，金融危机、宏观调控、民众压力等是影响因素。但是项目本身的储备却是充分的，叠加上“十二五”期间的新增建设量，爆发性的增长空间是可以看到的。

    二、政策明确促发展

    在2012年，两大政策文件的出台直接驱动了垃圾焚烧发电的发展。

    2012年4月19日，酝酿许久的《“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或国务院批准，其中，对于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的建设成为最大的看点，焚烧规划比例到2015年要达到35%（目前为20%左右），彰显出了对于焚烧处理方式的大力支持。由于上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解读，这里不再赘述。

    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公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将垃圾发电标杆电价全国统一为0.65元/kw•h，并以生活垃圾量折算上网电量280度/吨，自2012年4月1日起实施。

电价补贴政策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各地垃圾发电上网电价情况（标杆电价颁布之前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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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标杆电价颁布之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上网电价均低于0.65元。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是垃圾发电是一种鼓励。同时，由于对补贴电价的负担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责任权属的划定也有利于利益的协调。超过脱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的部分由省级电网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解决，利于地方节约财政，对新项目的投资积累有拉动作用。同时，新的补贴电价政策对于参煤发电方式而言不算利好，于是以参煤发电为主的循环流化床技术路线的吸引力降低。

     三、开放与透明：二噁英并非无解

     二噁英是二噁英类（Dioxins）物质一个简称，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物质，而是结构和性质都很相似的包含众多同类物或异构体的两大类有机化合物。二噁英的毒性十分大，是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万分之一甚至亿分之一克的二恶英就会给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二恶英除了具有致癌毒性以外，还具有生殖毒性和遗传毒性，直接危害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生活。因此二恶英污染是关系到人类存亡的重大问题，必须严格加以控制。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老百姓之所以反对垃圾焚烧发电，除了其可能带来空气等方面的污染之外，对于二噁英排放的担忧是最大的症结。在对聚氯乙烯等含氯物质的焚烧中，低于300~400oC的焚烧极易生成二噁英。而目前城市生活垃圾中大量存在塑料袋等含氯物质，一旦燃烧不完全，二噁英的排放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或多或少的遇到来了来自老百姓的抵制，不少项目出现了搁浅。

近几年遭民众反对的部分垃圾焚烧项目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然而，二噁英问题并非无解。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在遭受到二噁英困扰之后即时采取趋势，使得二噁英排放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德国1990源自垃圾焚烧二噁英排放大约为400g，仅次于金属加工行业；但在2000年，其排放量仅为0.5g，降低了99.9%，远远低于其他领域的二噁英排放。日本从1997年开始重视二噁英排放问题，并于2000年1月正式实施《二噁英法》，采取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应对措施，二噁英排放迅速降低。

     发达国家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正视二噁英的排放问题，目前的技术条件是完全可以化解其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事实上，采用合理的焚烧技术和焚烧后烟气处理，二噁英类物质基本可以被消除。

二噁英的具体去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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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中，对于焚烧厂的位置选择、垃圾的热值要求、焚烧过程的温度条件、烟气处理等方面均有着详细的规定，如果完全按照这一标准进行垃圾焚烧处理，二噁英的排放会在一个安全的范围。近年来所产生的民间与行政部门的冲突上，一部分原因是部分电厂环保标准不达标，对于标准的严格执行成为必须。因此，监管的加强势在必行。

     然而，除了上述的对于标准的执行力之外，透明度与开放性的不够也是造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少地方上马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过程中，并没有做详细的前期工作，比如选址对风向、水流的影响，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更有甚者，直接进行环评报告的造假（如秦皇岛垃圾发电项目）。而在面对民众的质疑声中，行政部门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缺乏勇气更加深了双方的误解，冲突在所难免。从本质上讲，垃圾发电之争已然不简单是环境污染之争，从更深层次上讲其也是一种公权力对于私权利践踏所带来的反抗。这与暴力拆迁类似，只不过空气、水质等的污染波及面会更大。

     于是，在破解垃圾焚烧之争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对于环保标准的严格执行；另一方面，开放与透明，接受民众的监督是化解矛盾另一良策。我们可喜的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确实在正视这个问题，并在这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加强监管，接受监督。积极与市民沟通，北京还组织市民到日本参观现代化的垃圾电厂；上海、广州等地在公众参与环评检测方面都有严格要求。虽然争议仍然存在，但一旦化解矛盾的机制建立，建设的进度也会随之加快。

     四、资本驱动

     由于城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大都以BOT为基本模式，运营方的资金保障程度也会影响项目的建设进度。在过去的2012年中，主要的垃圾焚烧发电参与者光大国际、桑德环境等均进行了大举的融资，这也有力的保障了各地项目的持续推进。在可见的上市公司现金流上，光大国际2012年的筹集现金流净额是2011年的2.5倍；桑德环境完成配股，2012年筹资现金流净额将近20亿，是2011年的7.6倍。

     其他公司也有着不小规模的筹资行为，如城投控股向上海环境增资6亿，天津泰达、深圳能源、华西能源等则采用发债的方式融资。

     垃圾焚烧发电是一场“资源”之争，以往被看做是废物的垃圾将成为富含能量的资源，而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垃圾焚烧电厂具备了“唯一性”（产生的垃圾量仅容许一家发电厂存在）。要争夺这种“资源”，资本则成为了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