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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人谢军专访:一半是老炮,一半是精英

 


 

在热门电影《钓大鱼》繁忙的筹备制作之际,谢军百忙之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作为电影人、音乐人、传媒人等多重身份的谢军,今天被采访的原因是以一个退居幕后多年的摇滚老炮重出江湖的角度。尤其是谢军刚刚制作的概念专辑《DISCO》(杨坤演唱)在乐坛引起了强烈的震动。1988年就开始做音乐的谢军,曾经组建谢军乐队和第三世界乐队,活跃于当时的北京摇滚乐坛,参与了经典合辑《摇滚特快》,并且发表过专辑《想象你想象我》。十年漫漫摇滚路,正待开花结缔之时,他却悄然离开了摇滚乐一线,投身传媒业。又十年,曾经的摇滚老炮,如今俨然已是传媒精英。身为《娱乐现场》、《亚洲音乐中心》、《音乐风云榜》等流行音乐王牌电视节目的幕后操盘人,谢军心里仍旧有着很深的摇滚乐情结,甚至于,他还是一位忠实的《爱摇》读者。因此,穷摇Sorocker得以坐在位于北京建外SOHO第29层的豪华办公室的沙发上,俯瞰窗外朝阳区的繁华气象,和一位老炮聊天。OMG!I Know That Sounds A Little Crazy,But It's True!

记者:你现在的身份是“传媒人”,很多人对你早年的“摇滚人”经历并不熟悉。能不能和我们的读者讲一讲你对中国摇滚乐的理解?

谢军:中国摇滚乐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从基本层面来看,我有两个感受:首先,摇滚乐是西洋音乐风格中最适合中国人的,中国人的音乐素质、音乐修养、性格和历史决定了这一点,因为中国近100年由一个苦难出身到发展崛起,经历的动荡波折非常巨大。在这个情况下,摇滚乐是最好的表达情绪的形式。因为其它形式,比如R&B、Hip-Hop,没有摇滚乐直接、有力量、倾诉感强。其次,摇滚乐又和中国国情有着一定阴错阳差的不合时宜,早些年就受到很多约束,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这些年,中国发展这么快,摇滚乐还是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其实,现在的摇滚乐已经完全刷新了外在形式,但还是不符合当今的社会心态,因为当今的社会心态是不表达、只消费。所以现在的摇滚乐不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向了,而是消费问题逃避问题的方向,所以中国摇滚乐没有大环境。其实全球的摇滚乐也在变异中,只是中国摇滚没这个能力,因为根基很差。我觉得一个男人的年轻时代应该做过三件事才不遗憾——玩过摇滚乐、踢过球、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不然到了中年时代会觉得很颓。我们那个年代,很幸运,想完成这三件事都有很大空间。每个年代虚荣的标准不一样,我们那会儿就是摇滚乐,所以很多人在虚荣的影响下去玩摇滚乐,多年后再回忆起来,会觉得自己的青春丰富多彩。我觉得摇滚乐对于我的意义,仅此而已。我实在不认为中国摇滚乐有太多值得骄傲的东西,顶多是青春的回忆。80年代末,我对摇滚乐的感觉是方兴未艾,认为会有很大发展,因为那会儿有崔健、唐朝、黑豹。但是那不仅是开始,也是结束,这是最残酷的。所谓的中国摇滚盛世昙花一现,没有水暖花开,更谈不上鸭先知。最终中国摇滚成为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段流行风,现在却连硕果仅存都谈不上了。我们那一代顶尖的崔健,价值更多的在音乐以外,比如思想性和外在形式感,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人,给了他们一种突破的方式。这不是音乐上的影响,是精神面貌、精气神的影响,中国摇滚乐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

记者:当时的你认为摇滚乐是一种抗争话语吗?

谢军:有人是,但我不是。当时处在青春期,更多是对个人生活的思考,或者说个人追求和虚荣心的表现欲,谈不上对社会的反抗,因为当时对社会没有太深的认识。我觉得中国音乐人包括摇滚人,普遍文化素质比较低,对社会认识很肤浅,根本谈不上对社会的思考,顶多是对个人生活的思考。当然也有些比较优秀的特例,但那只是少数几个人。

记者:后来你不再做音乐,把全副精力放在了传媒工作上,是过了那个阶段了还是经济原因?

谢军:跟经济没关系。那会儿没那么苦,一定程度上比现在好。那会儿虽然没有完善的演出体系,但是人们对摇滚演出的需求甚至比现在要强。而且经济发展阶段正是胃口很大的时候,对于各种文化都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阶段。当时无论是原创乐队还是拷贝乐队都有相对稳定的演出机会。我觉得还是人生阶段吧,毕竟我从来没有把摇滚乐当成谋生手段。我们乐队哥几个的正当职业收入还是很高的。我后来不在一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当时对音乐行业失望了,90年代末的唱片业已经全面崩溃,盗版已经很系统化了,正版基本上已经很难生存了;二是晚会文化的影响,晚会文化发达对于听众来说是一种洗脑,他们从垄断的电视媒体上听到的都是很单一很具功能性的晚会歌曲,从而失去了消化原创音乐的能力。人们不愿再接受一些需要思考的音乐,比如摇滚乐、交响乐和优质流行乐。如果孩子从小在晚会歌曲里长大,那他根本无法消化贝多芬和披头士,甚至连邦·乔维他都消化不了,更别提中国摇滚了。这两个原因让原创音乐特别是摇滚乐已经没什么空间了。这不是收入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舞台了。

记者:这种观点倒是很有意思。某些乐手总在强调听众欣赏水平不够,却没有考虑这些实际的问题。

谢军:中国摇滚技术缺失,所以极端变态地强调思想性。但是思想性不是坐在屋子里随口说出来的,因为思想性需要很强的知识体系做支撑——历史文化经济。除了老崔,当时很多人都是胡说八道无病呻吟隔靴搔痒。这样看的话,他们是另一种晚会歌曲。如果晚会歌曲是迎合某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一些摇滚乐也是在迎合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我不喜欢。我还是喜欢有感而发的,比如好的不装逼的流行乐。我觉得很多中国摇滚人已经失去音乐本身了,很多乐队技术那么差,但是摇滚乐本身又是很讲技术性的一种音乐。我觉得很多乐队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乐迷:摇滚乐是臭狗屎!这让我现在羞于说我曾经做过摇滚乐。

我非常在乎技术。中国太需要技术了。中国有个词很搞笑,“文化产业”,明明是娱乐嘛,弄个乐队就是文化了?还有通俗音乐,这么业余的词还在用?原创音乐?内陆出个歌就是原创,港台歌曲就不是原创音乐了?所以说中国音乐人无知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中国人太需要技术和学习了。在中国,会写字就是思想家,长了耳朵就是音乐家,会仨和弦就是吉他英雄,会弹Solo就是吉他大师了。这实在太可笑,让我失望甚至绝望。中国人听歌一看没有歌词就不行,歌词不喜欢,音乐就得了。歌词完了是旋律,什么节奏和声配器都不管。

记者:还有人认为和当局曾经打压摇滚乐有关。

谢军:我觉得音乐还是不要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我不认为政府对音乐有多大干预性。还是音乐自己不行,不要归咎到别的身上。我认为中国文化一直在进步,过去穿喇叭裤会被叫流氓,现在你穿什么都行。我们那个年代比现在严得多,但是出现了崔健。现在还有这样的成功例子吗?外国摇滚乐也没有过于政治化,他们那么自由,也没有出现大量对政府喊话的乐队,大部分乐队还是讲生活讲人生讲感情的。自己无能,不要推卸责任。

记者:你们那一代理想主义成分比较大吧?

谢军:我觉得你老夸摇滚乐,《我爱摇滚乐》的人嘛!我是没什么理想,如果音乐就是理想的话,那我实现了。其实也没那么伟大,那时候最好的就是人们对音乐本身的追求,每个人都在练琴,都在读歌词,每个人都听过200支以上的乐队。现在的人可比不上了,满口理想,全不讲音乐。我们追求过音乐,但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没想过解放谁或者颠覆谁之类的。不过,摇滚乐倒是需要很丰富的内心。现在的乐队可能得到的姑娘更多,但是我们当年得到的是爱情。我们那会儿没有好的设备,都是互相交换磁带听,我印象最深的有Yes的专辑《90125》,我转录的时候播放速度都慢了,可见我们对音乐的渴求。现在的乐手都很幸福,比我们那会儿方便多了。

记者:现在不少人都不怎么听经典摇滚乐了,一水儿的Indie Pop。

谢军:那倒无所谓。我一开始也是听流行乐,像ABBA、威猛。我们那代乐队在风格上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好听的都听,包括日本电影《人证》、《追捕》、《阿西门的街》中的音乐,跟摇滚乐完全没关系,但是非常好听。现在的孩子风格化太强。风格化是好事,问题是他们是否有那样的基础去消化这种风格。2000年左右,朋克和新金属兴起,是因为他们玩不了别的风格。技术简单啊!踩失真、喊两声,就完了。很多好的风格到了中国摇滚这儿就迅速被妖魔化了,他们把Metal迅速低俗化,把Punk迅速浅薄化,他们只能学到外在服饰和舞台风格,而音乐本身是否真的掌握?我怀疑,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对待摇滚乐是不是叶公好龙?

记者:近年来中文流行音乐似乎有一个趋势,就是向摇滚乐靠拢。摇滚乐迷们都对这种趋势不大感冒。你有什么看法?

谢军:也不算靠拢,只是运用很多摇滚乐手法。我觉得很正常,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发生的音乐融合现象。

记者:现在网络口水歌非常多,你是怎么看这些东西的?

谢军:从技术角度看,网络口水歌的出现不一定是坏事。它其实也做了一种平衡,让音乐市场多元化了。这些质量不高的歌,我觉得和港台流行歌也就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质量上的微观差别并不大。为什么不能让这些没有厂牌支持、完全是自己努力唱的歌出现呢?如果真正讲质量的话,我觉得华语音乐是不能聊的。关键是如何听出质量?比如说人们都觉得网络歌曲不好,但是让他说哪不好,他说不出来。现在人们说口水歌不好、超女不好,这些可能都是对的,但关键是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我表示怀疑。假如说我拿出五首歌,质量高低不同,给普通听众去辨别,他们能说出好坏吗?不能。我觉得中国听音乐的人,这些人的水平,决定了中国大陆音乐水准的高低。这是根本。他们看的都是文字,他一看有名气,就觉得质量很高。中国人实际音乐素质就是这样,我们得接受。大多数人喜欢网络口水歌,我觉得无可厚非,大家就是这个水平。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接受古典乐和摇滚乐。音乐人无非有两个路径,一是人家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哪怕你是莫扎特,因为作为一个商品就是要投其所好;二是我只做给自己听,一个有骨气的音乐人,不满现在的音乐市场,完全可以自己做音乐自己听,或者开个派对放给朋友听。我觉得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有热情去音乐人家里听音乐了。这就是问题所在,音乐人到底是要做产品还是做音乐?

记者:现在唱片业一直在萎缩,你认为音乐产业今后会是怎样一个发展方向?

谢军:我个人认为已经没有唱片业了,这是事实。它的所有业务已经变化转型到其它行业去了。欧美那边还有唱片业,只是萎缩,还没消失,正在逐渐转化中。现在倒还有音乐产业。中国音乐产业正在面临巨大考验,是否能够扛到新的游戏规则稳定还未可知。中国音乐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网络销售问题。欧美有成熟的付费网络销售是由于他们消费习惯的原因,乐迷可以接受付费。而中国,谁能接受?因为百度的强大,把这种白白消费音乐的观念推广到了整个亚洲。我们不得不为中国人的商业成功感到骄傲,同时默默接受音乐产业的失败。音乐的价值在百度面前一文不值。你要知道,一个地区人民的价值观念,直接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在音乐上也请大家这样理解。

记者:你在传媒界的从业经历非常传奇,从光线传媒、亚洲传媒到如今的朝代万世传媒,还担任过新娱网、搜E网等网媒的CEO,可以说你是一个职业传媒人。在这个行业里,你一直追求的是什么?

谢军:我基本是被迫地演变。中国民营传媒业还是在起步阶段,我作为一个商人,看到了这个行业对我个人的吸引力。我奋斗个十几年,可能会成为饲料业五百强什么的,但是那吸引力不够啊。我觉得传媒对我的吸引力在于能把我的价值观念传播出去,这是一个影响别人思想生活的行业。如果我能做些事情的话,我就能影响别人。比如说我做杨坤的《Disco》这张专辑,我想把我对技术性和音乐性的理解整合到这样一张唱片中去,让年轻人知道还有这样一种风格,而不仅仅是那样的。这种成就感很大。我还是希望传媒能凭一己之力,把好的音乐、影视,把正确的音乐价值传播给别人。我觉得中国音乐的最大硬伤就是不能多元化,听众难以享受多种风格的音乐,一味的是港台音乐,这个就像三聚氰胺牛奶一样,你们只能喝到这个。于是这个民族就会在音乐上很不健康,得软骨病,营养不良、发育不好。我就想,台湾音乐是消化日本和南朝鲜,而日韩音乐是消化欧美,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消化欧美呢?为什么别人嚼过一遍的东西我们还在吃呢?我们直接学习欧美不好吗?

记者:最早做《娱乐现场》的初衷是什么?

谢军:我当时还是很傻很天真的。我自己喜欢音乐,又是做摇滚出身,所以我做了很多音乐栏目,分别和不同机构和电视台合作。我那时候很天真地认为,通过传媒的手段,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让人听到好听的音乐。后来我发现,传媒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大环境大现状的。问题在于中国城乡人口比例和电视节目的到达率。如果我的节目有《新闻联播》那样大的传播范围我就能实现我的目的,但是民营传媒是根本难以达到的。我们只能影响部分城市的部分人口,还不包括老人小孩和不听音乐的人。城乡人口比例导致了中国音乐的走向,港台流行歌的成就其实就是因为农村人口多,符合农村人口的音乐水平。

记者:作为《音乐风云榜》的策划人,你对现在大行其道的各式音乐榜单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中国这些音乐榜单的公信力如何?

谢军: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支持内地的音乐排行榜,因为只要不是销售榜,那就谈不上公信力。因为评委们有自己的喜好,国外那些排名也是按照评委自己的口味来的。如果真讲公信力,还是做销售榜吧,看谁卖得好。超女是绝对公信力,李宇春就有很好的公信力啊!所以不要太刻薄。排行榜要发展,还是有待于中国乐迷水平的提高,一切取决于市场。

记者:你做的新娱网引进了HOT、Rain等韩国艺人,当初有没有想过你们会带动了一股“韩流”?现在由于一些事件,“韩流”受到了质疑,比如前一阵的网络“69圣战”。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你认为韩国流行文化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

谢军:在我之前,韩国舞曲曾经在中国北方有过小潮流,并不能算是我引进的。我作为商人,看到了商业前景,于是引进了HOT和Rain;我作为音乐人,严重不喜欢他们的音乐。但是我希望中国乐坛这一潭死水能够有波澜,结果就成了所谓的“韩流”。“69圣战”我知道一点,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光说是没用的,有人认为人家不好,就做个好的啊!还不是因为人家比你牛逼所以你不服气!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多方的娱乐内容,应该放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上去看待,不要弄得和晚清政府一样。不就是娱乐的事嘛!韩国流行文化体系为什么搞得那么好?是因为公平竞争,而且还有民族保护体系,比如外国影片进口配额,外国唱片准入制度,这是值得学习的。

记者:你最早接触《爱摇》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看待这本杂志?

谢军:我一直关注摇滚乐,我很关注中国这些摇滚杂志。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些狭窄受众的内容,很值得尊重;我也敬佩你们的经营能力。我希望别人也能尊重你们,因为媒体多元化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前提。

记者:只是现在纸媒的黄昏时代已经到了,《爱摇》也受到了冲击,你觉得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状况?

谢军:对互联网的发展要有一个精准的认识,同时也要有一个精准的调整。媒体最重要的是信息,《爱摇》的价值在于你们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平面杂志考验的是图文编辑能力和信息改造能力,如果人们能免费从网上得到所有信息,就不会买《爱摇》了。杂志存在的前提就在于很强的信息编辑能力,要让一个买《爱摇》的人可以轻松得到他不容易得到的信息,还要有自己的声音和评论能力。

记者:最后还有什么话要和《爱摇》的读者讲?

谢军:我们公司将来也会签摇滚乐队的。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摇滚乐。我期待能听到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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