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记协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人物专访，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第十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解放军报高级记者乔天富，乔老师，您好。
乔天富：您好。
主持人：著名战地记者卡帕曾经说过："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那么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乔天富：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它不仅道出了战地新闻摄影的本质特征，同时这也是对新闻摄影记者的基本要求。新闻摄影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跟文字新闻和其他新闻不同，就是要有现场感，我们平时说话办事说你不要把事情绝对了，但对新闻摄影而言，尤其是战地新闻而言，现场是绝对的，这是新闻摄影的本质特征。我记得卡帕有三张照片给我印象最深，一张是他从影不久拍了西班牙内战《士兵之死》。一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这张照片有一点虚，但是正是因为有点虚，才真正把诺曼底登陆的战争的残酷表现了出来。这也是二战时期比较经典的名著。还有一张是在越南战场上，士兵在稻田地里行进的照片，这也是他最后的一张照片。他拍摄时踩中了地雷，这最后的照片是别人在他遗留的胶卷里面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能成为名言，不仅因为这句话道出了战地记者的本质特征，也因为他本人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这句话，值得我们学习。
主持人：那您又是怎么走上新闻工作这条道路的呢？
乔天富：我是70年代当兵的，我们军队对宣传工作很重视，看到我有一些这方面的才能，到部队没几个月之后就当了一名文字报道员，后来是摄影报道员，1976年就提干为新闻干事，没多久唐山就发生了地震，我们那支部队，就是38军，第二天就赶到了唐山，整个唐山抗震救灾的全过程都经历了。1977年我到解放军报社学习，1979年正式调入解放军报当记者。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第一次采访任务就是上战场，您害怕过吗？
乔天富：应该说既害怕又不害怕。从本质上大的方面讲不害怕。我记得1978年年底，我已经知道马上要打仗了，部队那个时候已经调到前线去了。我作为军人来讲，打仗这种事情就是义无反顾的，没有什么可讲的。另外，我入伍时候所在的这支部队，38军，113师，这是解放军里最具威名的英雄部队之一，在革命战争中，很多战役就是我们部队打的。从革命根据地反围剿、长征路、抗日战争平型关大捷，一直到东北解放战争。尤其是在抗美援朝当中，我们这支部队就是小米加步枪，两条腿赛过美军的汽车轮子，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扭转了朝鲜战局。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有仗打是军人的光荣，上战场义无反顾，这么一个理念。我记得1979年2月16日凌晨我到了前线，这个时候已经是枪声零零星星不停地在响了，刚开始也会有一个恐怖感。但真正一开战，心里的紧张随着战争一打开就消失了。
主持人：您一共上过几次战场呢？
乔天富：两次，第一次是1979年是2月一直到4月份，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前后后有一个月多月的时间。第二次上战场是1985年底到1986年老山作战，前前后后有三个多月。
主持人：您采访过那么多人，参加过那么多次战役，您觉得解放军这个特殊的身份给您的采访中带来过什么有利的条件吗？
乔天富：我觉得作为一名军人，军队的记者，在采访部队，战争也好，抗震救灾也好，我从士兵、干事一直到现在的大校，军人这个身份给我带来很多的"便宜"，部队是我采访新闻取之不尽的富矿和源泉。其次，军队记者到部队采访很受尊重，我本身是军队的，对军队很熟悉，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主持人：从您的演讲中，我知道您有一个非常全的"战备箱"，这个"战备箱"到底装了些什么呢？
乔天富：实际上"战备箱"就是一个旅行出差的箱子。这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当兵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当兵就必须要有一个战备箱；还有一个就是得益于自己从军、当兵的严格训练。我当几十年兵，部队的战备观念，从我16岁当兵到现在，40年了没有改变，随时准备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出发。
早些年，战备箱里面装什么东西呢？除了日用生活用品以外，过去在外面，尤其是遇到特殊的情况，冲胶卷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战备箱里通常会准备显影药、定影药、暗房袋、剪刀、底片袋、温度计、脱脂棉、输液的瓶子500cc的那种带上两个，这基本上就把箱子装满了。能冲20个胶卷一般来讲足以把一场突发事件应付过去了。因为突发新闻，不能依靠别人。比如说大兴安岭火灾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几乎全部都烧没了，你自己不带设备，去哪儿冲洗照片？抗洪救灾也是这样。这种时候，正常的社会次序、生活次序都打乱了，作为一个记者，你要完成任务，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虽然现在条件好了，但是你也要准备好。比如说各式各样的充电器平时就要放在箱子里面，几分钟就能出发，做到遇到事情不慌乱。
主持人：我觉得您这个战备箱给我们年轻的记者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就是随时准备出发，抢到最新的新闻。我们看了很多您拍摄的照片，都是特别有视觉冲击力的，你是觉得您这种特殊的身份给了您条件吗？
乔天富：我觉得和身份有关，也无关。照片的视觉冲击力在于什么地方呢？第一，突发事件只要你在现场，就像开始说的，你必须离的近。因为拍新闻，尤其是突发新闻有一个特点，就是现场感。新闻现场有一个问题，严格受到时空的制约，如果你晚去了，晚五分钟甚至晚一分钟到现场，这个现场就没有了，或者现场大部分没有了，你想有视觉冲击力也不能行，这是时间的制约。
然后从空间上讲，新闻摄影不像文字，可以通过电话采访当事人，有的时候你仅仅是差两米都不行。对于新闻摄影来讲，你要想照片有视觉冲击力，关键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到达最近的现场。有了这些因素之后，你的照片拍摄就没有更多的难度，你把平时积累的经验、平时掌握的技巧正常使用、发挥，这就没问题了。如果你到不了现场，你的广角用的再夸张也是不行的，所以视觉冲击力按我的理解，最根本的东西还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主持人：现在一些编辑因为版面的限制，就放弃了一些视觉冲击力的照片，您是怎么理解新闻的取向性呢？
乔天富：这个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我们讲以人为本，人道主义，这个还是通用的。过去一些灾难性的东西不反映，只反映光明的、高兴的……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新闻改革，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猎奇。所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考虑，把一些过于血淋淋、暴露的照片进行一些控制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我在汶川大地震采访时，因为我家里面也有几个亲人在地震当中失去了，我心里也是非常悲痛，推己及人，我是一个记者，看到这种非常悲痛的表情就远远的用长镜头吊一吊，就不好意思把人家悲痛欲绝的痛哭表情拍摄下来，就远远的拍一些，还是把拍摄重点放在解放军英勇救人。我觉得你刚才提的问题有一点道理，这是每个记者心里要有一杆秤，不要在人家的伤口上洒盐，不给当时人增加痛苦。
主持人：乔老师，我们知道在汶川地震时很不幸您的家人也去世了，您能给我们说说面对家人和工作的两难选择，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乔天富：现在想起来心理还有点难受。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当天下午3点半，实际上地震已经发生了一个小时了，那时，我收到一个短信，这个短信说："乔老师，家乡绵竹发生了地震，电话不通，你不要着急。"这个时候我把电脑打开，新闻报道汶川发生7.8级地震，中央已经号召抗震救灾了，汶川跟我们县紧挨着，就是山连山、水连水，也就几十公里。我马上给家里打电话，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妹妹都没有消息，心里一下子揪紧了。我马上报告，要求去四川采访，领导当时就同意了。我回家把东西一收拾直接打的出发了，在路上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北京南苑机场，救援队就从这个机场走，电话联系说部队已经出发了。我马上给空军打电话，空军说要批准才能上飞机。我马上给孙总编打电话，孙总编帮我很快沟通解决了。到机场后我就开始紧张的拍摄了，工作的同时，几分钟就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到了7点钟，我老家大哥来一个电话，说家里去世了两个亲人，一个是大堂兄，还有一个是堂姐。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堂兄、堂姐非常亲，眼泪在眼眶里面转，我咬着牙上了部队飞机，当天晚上就到了成都，晚上10点左右到了都江堰。
第二天部队转移，转移到汉旺。原来说部队要进汶川，但是汶川路断了进不去。我就主动带队去绵竹汉旺，绵竹是老家，路我很熟，半夜路过我家。绵竹跟都江堰不一样。都江堰的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绵竹像死城一样，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一盏灯，我就知道糟了。出绵竹县城往北走到汉旺，我老家就在城边上，也是一片黑暗，一片死寂，借着汽车的灯光一看，两边房屋几乎全部倒塌，这时候你说我不想回家去看一眼呀？我也想。但是我是军人，咱们当兵的知道，军令如山，你不给部队带路也不能走。我就咬着牙硬着头皮继续执行任务，当天晚上在汉旺待了一晚上。第二天下午返回时又一次路过家，碰到我的一个堂兄弟，告诉我，我们乔家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堂弟媳。绵竹在这次地震当中，损失是非常大的。伤亡最严重的第一是北川县第二就是绵竹市。房子坍塌最多的是绵竹，经济损失最大的是绵竹。
主持人：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很痛心的回忆。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了，摄影走入了家庭，呈现摄影平民化的趋势。您又是如何看待网络发展和摄影的平民化对专业摄影的影响。
乔天富：这要两方面来看，一个对我们是一个丰富和促进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个威胁。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人人都可以拿着相机拍摄，人人都可以当记者，这个记者虽然很难在报纸上发表，但是他可以通过博客和网站上发布，这个是一个大好事，是社会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对我们摄影人来讲，80年代那时候讲，第三次浪潮就是讲信息化，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最早进入信息时代的一批人。对于摄影记者来说，整个工作全部是信息化。拍照片用数码，处理用计算机，传播可以通过网络、报纸、杂志等等。这确实是社会的进步，我们大家都来享受人类科学、文明发展的成果。网站，信息产业在国家的主导下，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在这些年发展很快，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我举自己的一个例子，我自己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我的工作就是给解放军报供稿，我一次拍的很多照片，但是解放军报的版面有限不可能把你的照片都发布出来，每天能在报纸上发表一两张就不错了，但是在网上就不一样了。今年年初我到新疆采访抗雪救灾，每天整理完的照片都有20、30张。这个事情，我可以通过数码、通过网络发个小专题，这就是网络的便捷性。一天可以发二三十张甚至三四十张照片，只要你有内容就可以发，把一件事情表现的很细致，很丰富。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对对摄影记者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威胁，过去摄影技术门槛高，摄影记者有专业相机，有专门的条件，别人进不来，现在人人都可以进来，你没拍到，人家拍到了；甚至你没拍好，人家拍的比你还好，这种威胁对我们来说可以促进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这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我们自身的素质要求更高了。摄影记者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要适应这个时代，把自己的摄影水平提高到真正的专业化水平，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
主持人：据联合国不完全统计去年牺牲的战地记者全球共有68名，你觉得战地记者比普通记者更需要具备的素质或者说是条件是什么呢？
乔天富：现在的摄影记者比过去还难当，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就是刚才讲的时效性，过去卡帕拍照片的时候，拍完了之后可以过很长一段时间登出来，也能引起轰动，也能传递信息，但现在就不行了。第二，就是受众的口味高了，读者不但对你新闻的时效性要求高了，而且对亲临现场的现场感要求也比过去对记者的要求要高得多。在战场上，谁也不能保护你。你要有丰富的军事知识，你要知道炮弹打哪里等等一些常识，而且脑子要清醒，正因为这两点所以对记者的职业要求更高了。
第一次海湾战争还有个统计，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并没有死多少人，两三位数，百来号人，记者伤亡好几十，甚至快接近高科技军队的人数。这就说明受众要求高了。现在的记者比过去的记者素质更高了，更加敬业了。记者这碗饭越来越不好吃。
主持人：您参加了很多次的地震报道，比如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我们想请您就结合这几次地震包括今年的海地、智利来给我们谈谈这些年灾难报道的一些变化形式。
乔天富：这个变化应该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唐山地震我在部队是新闻干事，还不是一个职业记者。当时我们国家正好在文化大革命，国家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我记得部队对我们新闻宣传是什么要求呢，救人的可以，恢复生产的也可以，但是不要你反映地震的灾害。我记得拍部队救人的时候都要把镜头尽量对准背后没有废墟的角度，把它避开，不然上不了稿子。我在唐山从头至尾参加了，但是留下的照片没有几张，我记得还有一张照片印象非常深刻，地震发生的第八天，救出一个小孩饥饿的是皮包骨，医务人员在现场给他检查身体，为了拍摄照片，我还要拿毛巾给他盖上。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前年的汶川大地震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开放，记者去的非常及时，迅速地报道，准确的反映灾情，传递信息，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救灾决策提供了有意义的实际情况，这个跟过去是不能比的。所以前年无论从救灾和灾后安置，国际社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评价。
这几十年来，通过我当记者参加的这些活动，感觉到了我们国家社会巨大的进步。海地太子港发生地震之后，我们国家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国际地震救援队，国际上有了情况，我们可以马上出发。过去我们自己封闭，不能报道。汶川大地震中央马上知道情况，及时处理，把救灾做的非常好，乃至于我们国家能够参与世界的地震救灾，通过我自己的新闻生涯来看这几件事情，确确实实是我们国家取得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主持人：您拍摄的作品很多都是反映灾难的，那么之前有没有被"毙"的照片，当年为什么这些作品没有通过最后的关卡呢？
乔天富：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当记者时间很早，还没有感觉到哪张照片被"毙"。因为你是一个记者，为这个报纸服务，这个报纸有什么特点，你为他提供什么样的照片也要符合他的胃口。你拍摄的照片不是自己单位需要的照片，被"毙"也是正常的。 另外一个，记者和编辑既是协作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编辑要更多地从版面安排的角度出发。但对记者来讲，他在现场，应该尽量把现场拍下来，有时候当时用不了别的地方也有可能用。我记得八十年代大兴安岭火灾，我拍了一张照片，是当时漠河县长的一个镜头。但是当时军报还不能用，因为火灾的调查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定论，又涉及军地关系，我们军报不可能用这个照片，也谈不上"毙"不"毙"的问题。但这张照片我给了《中国记者》、《中国青年报》等别的一些报刊，这些报纸就能用。这个跟"毙"不"毙"没有关系。
主持人：您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了，基本上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您的身影，我想您经历的生离死别比普通记者都要多，那么这种感情会带入到生活中的吗？您又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情的呢？
乔天富：我这几十年来，参加过战争，咱们国家这几十年来发生的特大地震，我几乎都参加了，地震、火灾、水灾、冰灾、雪灾，这里面经历了多次风险，不是一次、两次，那都是在死亡的边缘。我记得打仗时最危险的时候，炮弹就打在我前面几十米，前方的士兵牺牲了。还有1979年老山防御作战，遍地都是地雷，你能不能踩到，不好说，这个要看你的命，你害怕也没有用，除非你不去干这个活。
我还记得1986年的一次战斗，我们对越军进行火力打击，我们阵地上突然中弹起火了，几十箱炮弹就堆在阵地上，战士就奋不顾身地上去搬，扑都没法扑，这个火就"嗤嗤"地冒，这个时候我就在这个阵地上，我还把这个照片拍摄下来。如果当时炮弹爆炸，我就可能牺牲了。但是第一，我是军人，第二我是记者，就是做这个的，没的说。
在大兴安岭火灾的时候也是，在森林里面被大火包围，进去之后就出不来，风一过来，森警的灭火机根本不管用，这个不是你人力能为的，只能听天由命。
还有汶川地震，地震之后发生强烈余震，这个我心里非常清楚，因为我参加过唐山大地震。地震之后从科学的角度讲应力，我用最通俗的话讲，地震之后地下的地壳发生了变化，为什么有余震呢？就是地下没有放平，还交错着，哪里有一条沟，有一条缝，它不停的放平的过程就是余震的过程。我记得当时在曲山小学救人，曲山小学挨着北川中学的新址，整个山垮了一半，那天晚上发现了三个学生，部队一定要把这三个人救出来，我们就在山坡上蹲了一个晚上，把全过程拍下来。当时发生了很多次余震，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力量很渺小，根本把握不了自己。
主持人：当您得知获得全国新闻界最高人物奖后，您感到惊讶吗？
乔天富：怎么说呢，说实话，我不惊讶。咱们中国记协的设立的长江韬奋奖的前身叫做范长江新闻奖和邹韬奋编辑奖，在1991年这个奖第一届评选的时侯我就得了一个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而且第一届的竞争非常激烈，都是一些有成就的老同志，我那个时候就差一点。后来又经过了这么多年，中间有十年生病，萎缩性胃炎、肝炎，工作差了一点，一直到1999年身体慢慢好一些。我这几十年，经过我的努力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所以这次得奖我不惊讶。我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我们报社的党委和领导，他们认可我，推荐我，我是几十年在解放军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干工作，学业务，在解放军报这个平台上，把我从一个普通的战士培养成一个高级记者，我十分感谢这个大的环境。
主持人：2003年开始在新闻战线开展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目的就是要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以您个人的经历、经验、体会，您想对年轻的新闻人说些什么？
乔天富：我是这样认为的。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我觉得将来80后、90后，包括你们这些新闻工作者一定会比我们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战地摄影来讲，我自己有体会，从我个人来讲，我毫无愧疚的讲，我把我们党我们军队老一辈战地摄影记者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了，没有失传。你说拍的不够多，不够好，那是因为战争没有那么多，现在是和平年代。对我们个人来讲，谁愿意战争啊，大家都愿意过和平的日子。相信如果有战争，就我这一代人来讲，我还会义无反顾的上战场，把工作做好。
新一代就不一样了，他们总体上文化素质更高，知识面更广，受众对他们的要求也更高。现在工作竞争的压力也很大，他必然会好好干，这个没有什么讲的。有人说80后、90后怎么样，我不同意这个观点，80后，90后有他们的优点。相对地讲，80后、90后在我国高速发展这样一个背景下长大的，生活条件要比我们小时候所处的吃不饱、穿不暖的条件要好得多，相对来说，吃苦精神就差一点，这个是自然的。但是，他们思想敏锐、视野广，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强的，这个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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