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开发实现路径分析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塞外嫩江被人们认为是重犯流放的蛮荒苦寒之地，历代史书对这一地域的记载大多是只言片语，“语之不详”，然而各少数民族挺立于风雪严寒之中，开疆僻壤，问鼎中原，演绎出一幕幕威武壮烈的历史话剧，在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包括特征鲜明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行为文化等。

    文化与经济的逐渐一体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必然趋势。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冲击是各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都会遇到的问题。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化运作、以开发促进保护已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拟从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共生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运作的实现路径与策略。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嫩江流域是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先民生息繁衍的摇篮，这里生活着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柯尔克孜、赫哲族等七个世居少数民族，形成了与中原内地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少数民族文化。嫩江流域诸少数民族大多沿江而栖，生活在草原、山林等气候寒冷、生活条件低下的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不得不同严酷的大自然作艰苦的斗争。这种艰难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粗犷彪悍、质朴豪爽的民族气质和品格，反映在文化上，形成一种“雄健磊落、慷慨激昂而悲壮的格调，洋溢着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乐观精神。”长期以来，塞外嫩江被人们认为是重犯流放的蛮荒苦寒之地，历代史书对这一地域的记载大多是只言片语，“语之不详”，然而各少数民族挺立于风雪严寒之中，开疆僻壤，问鼎中原，演绎出一幕幕威武壮烈的历史话剧，在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包括特征鲜明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行为文化等。这些文化形式构伴随着东北地域经济的发展，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自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关东大地，已历百代沧桑变迁，自成一文化体系，并在其现代发展中，显示多姿多彩的阶段性和差异性。

    嫩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文化构成地域经济发展丰厚的文化资源，但文化资源并不是文化产品，更不是文化产业，文化资源仅仅是可提供开发或可能具有开发潜力的物质性存在。只有为静态的文化资源注入活的时代因素，让文化资源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形成一种相互接纳相互促动的互动关系，才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过程[3]。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生产具有文化特性的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的单位的集合体，文化产品主要包括两种基本形态(文化实物产品和文化服务产品)和三种衍生形态(像其他产业提供文化附加值的产品，以著作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数字化文化产品)[4]。文化与经济本质上具有共生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既包括物质方面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方面”的生产力，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都是一定时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全球化经济时代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已发展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链，正是由于文化产业世界“超级大国”的雄厚实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贸易中才形成了优势地位。长期以来嫩江流域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软实力”尚未经由产业化开发演变成经济“硬实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上尚未真正厘清少数民族文化的产业价值。从文化消费全球化视角去审视和认知嫩江流域文化资源的产业规模，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像贮量巨大的优质矿藏，但是，受外来文化和各种因素的严重冲击，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后劲不足，在某些城市经理人看来，由于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少数民族仿佛成了“愚昧落后”、“贫穷野蛮”的代名词，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真正魅力缺乏共鸣，在思想上、感情上不愿意接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难以产生文化认同感，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产业价值就更加缺乏足够的重视。

    第二，在实践上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形式单一，效果差强人意。据《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预计超过3.9万亿元，占GDP比重将首次超过3%，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但总体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程度普遍较低，人们的文化产业化运作理念缺失，文化产业化水平不尽人意，与城市营销策略更缺乏有机融合，致使丰富的文化资源这座金矿长期处于开发不力的状态。有些城市对自身的文化定位不当，或者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少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运作，导致城市在塑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时游离不定，或刻意模仿他人，或形式过于单调，在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上相对滞后，宣传力度和影响面不大，结果要么城市形象模糊不清，要么千人一面，既没有有效地使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承，也使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处于相对弱势产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