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线城市人口流出推动低线城市的消费市场不断壮大
大城市生活成本攀升带来人口从一二线城市的逐渐流出,北京、上海常住外来人口数据于近2年首次出现下降。根据人口统计数据,一线城市常住外来人口的增长或将迎来拐点。截止至 2016 年末,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 907.5万人(-15.1万),上海 980.2万人(-1.5万),广州 533.9 万人(+37.9万),深圳 786.0万人(+3.1万人)。上海已经连续 2 年下降,而北京则是 08 年来首次出现常住外来人口减少,减少幅度为 15.1 万人。
本地农民工人数增速高于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超2个百分点,说明三四线城市是农民工流出一二线大城市的主要目的地。根据数据,看到本地农民工同比增速显著高于外出农民工同比增速,2016 年本地农民工增速达到 3.44%。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就近的低线城市中就业。目前市场上对于流出一线城市的人口是否就是回到三四线城市存在疑虑,农民工增速数据证明三四线城市人口承接潜力仍然十分巨大。
一线城市常住外来人口变化(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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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智研咨询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市场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
本地农民工增长显著高于外出农民工增长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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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政策推动低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不断上升
1、国家精准扶贫等政策促使低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上升
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等财政政策的实施下,面向扶贫和有利于消费的转移支付占 GDP比例持续上升。2014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进行。政府通过进村入户,分析掌握致贫原因,逐户落实帮扶责任人、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在项目方面,按照缺啥补啥的原则帮助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在资金方面,各类补助资金可以直补到人、直补到受助家庭。
政府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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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年来食品价格大幅下跌,但2016年 9月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上升。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农村居民收入并未收到近年食品价格大幅下跌的严重冲击;目前农产品价格已经逐步企稳,预期未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进一步上升。此外,与城镇居民不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收入增长更有助于全国消费的增长,消费场所也主要是其中在低线城市。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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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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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重视城镇化进程,在相应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过去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交互速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从 2010 年的 49.95%上升至 2017 年的58.52%,平均每年增长 1.22%,正处于高速增长期。2014 年新华社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等。参照联国预期,2026 年中国城市化率有望提升至 66.14%,可见未来仍会高速增长。
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推动消费支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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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二线城市消费观念流入,低线城市消费观念向高频高性价比转变
三四线城市居民消费观念逐渐转变,由耐用品转向消费品,由低频消费转向高频消费。目前一二线城市已表现出明显的“理性”消费趋势,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通过农民工返乡、城镇化率提升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导到了三四线城市。主要表现为原来在认知中为耐用品的商品,逐渐过渡为消费品;原来应当质量高、长时间使用、购买频率极低的商品,变为具有极致性价比、可以高频购买更换的商品。比如剃须刀原来是低频的耐用品,现在男性用户在家里面、在出差、在办公室都会备一台,甚至有一些人 3 到 4 个月就随手扔了。
2016下半年至今消费者信心指数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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