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世界正处于大分化时代，但全球化并未终结 [图]

    “疫情如一场变相的战争，所导致的全球经济损失并不亚于一场中小规模的战争。”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在与搜狐财经的独家访谈中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分化时代。新冠疫情令西方社会显露出治理危机，也令西方价值产生衰退风险，其疫情的应对失措显得反差巨大。

    但西方的衰落，并不等同于全球权力分配由西向东转移。

    他表示，这次疫情导致的危机确实使得美国霸主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但美国仍拥有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人才实力，加之单边主义到达高点后预计将出现回落，因而不能夸大美国已陷入无可救药的危机阶段。

    全球化也陷入低谷期，但王逸舟并不赞成全球化已终结的观点。因为全球化的低谷期，也蕴含着产生新业态、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可能性。他相信，全球化一定还会进入新一轮的高涨期。

    王逸舟近期一直在研究中国外交转型和能力建设，并提出“仁智大国”的概念。他对搜狐财经表示，当今国际社会是三维立体的，包含经济世界、政治世界和社会世界。中国虽是经济世界的弄潮儿，但在社会世界，尤其是在国际形象塑造、多边斡旋谈判等软实力方面，我国还存在不少短板。

    “这是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巨人的最缺失的部分。”王逸舟说，释放民间个体更多的创造性，对中国未来的全球角色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像姚明等活跃在全球公共事务上的人，因为他们不仅在各自领域中表现得很出色，也代表了来自于中国民间社会的创造性。”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搜狐财经：基辛格近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新冠疫情将彻底改变世界秩序，并担心美国模式和西方价值会因疫情的冲击而衰落。福山也撰文称，疫后的全球权力分配将继续向东转移。如何看待疫后世界格局的变化？

    王逸舟：从全球范围看，目前我们正处在学术大争论和大分化的时代。疫情是否会彻底改变原有的世界和国际格局，尤其是导致西方的衰落？我有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这次疫情毫无疑问是非常罕见的冲击波。西方模式在疫情中遭到重挫，其吸引力和全球影响力随之下降。西方内部主要国家间的分歧，也达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水平。可以说，西方制度，以及它的价值观念所曾显示出来的某些优点，要么是处在明显的衰落期，要么是处在重大的摇摆期，充满不确定性。

    第二，西方的衰落不等同于权力直接由西向东转移，也不必然等同于中国崛起。中国的媒体有很多说法，认为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但我以为不是你进我退的简单关系。这种简单的看法很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判断失误。疫情当然是导致当下西方出现大危机的重要因素，但西方衰落是各种内外因素叠加冲击所造成的。
未来世界可能不会重演大国绝对主宰的场景，而是一种特殊的多极、多元乃至“无极”格局：不同规模与特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可能在不同领域扮演不同的领军角色或重大创新平台作用，引导全球的变化及国家间的博弈。所以用旧的模式构想中国取代美国，不仅与事无补，反而可能发生重大方向偏差。

    疫情作为突发的重大国际公共卫生灾难造成了人们的手忙脚乱，西方的表现尤其明显。西方社会站得高，因此危机下的应对失措就显得反差特别大。金砖国家南非、巴西也正在遭遇严重的疫情冲击。那些缺乏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落后国家，其实疫情也很严重，只是人们不大关注而已。

    全球各地区都不同程度上遭受了疫情的冲击，全球格局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全球范围的原有制度安排，包括原有公共卫生体系、原有国际贸易体系、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等，都处在重大调试或再启动的状态。

    搜狐财经：您认为有必要担心全球范围内政治极化现象的出现吗？

    王逸舟：新冠疫情不仅导致了世界贸易、投资严重衰退，而且加剧了人们在情感上的隔阂和分裂，产生了民粹主义的、排外主义的、以邻为壑的思潮。

    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任何一次大的经济低谷期，或往往在重大的社会危机时刻，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思想都会抬头。反之，在全球化发展最快、经济形势越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那么吃香。一旦经济出了问题，大家的消费水平下降，政治家们就会找替罪羊，相互指责，全球皆然。

    问题是，这些让人担忧的思潮在多大程度上会演变成重大的全球性灾难？

    当下出现的政治现象，确实表明政治极化处于一个周期性的高点。但这也意味着，不管政治极化的思潮会蔓延多大、持续多久，钟摆一定还会再回摆过来。历史上其实出现过很多类似的周期。我们一定不能将其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和全球化的周期性调整是有关系的。

    搜狐财经：疫情加剧国家间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新兴力量与现存系统的冲突，这被视为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现在来看，您认为未来可能会爆发全球战争吗？或者疫情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全球战争”？

    王逸舟：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它会造成很多更糟糕的局面。比如，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大规模的粮荒，甚至将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抑或是少数族群、地方军阀、宗教势力间的大打出手。从这个意义而言，疫情确实是一种新的全球性冲突，一种加剧且变相了的全球性战争。不过，疫情下的变相战争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和传统战争对应的传统安全有重大不同。

    而疫情本身导致的损失并不亚于一场中小规模的战争。虽然疫情没有硝烟，但是死亡人数却高达几十万，而且其导致的社会震荡（如难民潮）、经济冲击等，可能比一场中小规模战争还严重。我们不能低估疫情所导致的非传统安全损失。

    非传统安全不能靠枪炮解决问题。传统的国家机器更多是按照传统的安全格局来设置。而当下的疫情导致的危机，突显了非传统安全的因素，是全球不适应、人们不安感加剧的主要成因。

    搜狐财经：特朗普政府治下遭遇社会认同危机，您怎么看这种危机？

    王逸舟：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却是这次疫情应对中表现最差的国家，这是非常讽刺的。说明传统的应对能力并不能适应非传统安全的危险。

    特朗普的政治素人身份，以及应对疫情的手忙脚乱和单边主义，导致了美国当下的政治认同危机和美国全球形象危机。他自然难辞其咎。

    但这次美国的危机确实不完全是领导力危机，也是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一次重大挑战。同时，由于美国国内以族群矛盾为代表的社会深刻冲突的根源长期未得到缓解，因此美国也出现了现有政治制度危机。综合来看，这次危机确实使得美国霸主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

    不管是思想家如福山，抑或是美国的一些政党分析者，都承认美国现在面临着大问题。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将来不是被外界击垮，而是源于美国内部的崩塌：不管是族群矛盾、政治体制危机，还是别的因素，最后都将使美国进入不可逆的衰退通道。我觉得此论值得重视。

美国东部时间11月15日，SpaceX首次正式发射商业载人飞船

    但美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难以撼动的地方。比如，美元的霸主地位恐怕一时间任何国家都难以撼动。美国在航天航空领域的巨大优势，包括NASA和马斯克在内的社会科技创新力量，恐怕还不敢说美国科技创新力已经崩溃。尤其作为大学的教员，我观察到，美国教育是一种重要而强大的软实力。其他国家和美国在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方面的差距，恐怕比GDP差距、军事差距还要大。

    而且美国历史上经常有所谓的钟摆效应。比如，当保守主义思潮盛行后，下一轮将盛行自由主义思潮。当单边主义登峰造极后，下一轮就开始重回多边主义。

    现在美国退了将近20个大群，包括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TTP等，但这些都是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重要的软实力支柱。特朗普时代自废武功，把这些软实力放弃了。“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到北京大学演讲时强调，美国未来一定要重新重视国际协调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不能只顾当下经济利益，搞单边主义。

    我不敢保证，再过一段时间，美国多边主义的钟摆是否会摆过来。总而言之，不要低估当下美国的危机，但也不能忽视未来美国钟摆摇回来的可能性。

    搜狐财经：疫情将加剧全球化的退潮，以及相应的国际组织影响力和协调力的下降。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将进入新的半球化时代，也有观点认为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您如何判断当前全球化的走向？

    王逸舟：不少观点以为，当下的危机是全球化的退潮或终结，是国际组织影响力和协调力的下降。我并不赞同上述观点。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得当，可以使你披荆斩棘。因而，全球化危机中，也蕴含着危中之机。这几百年来，全球化自有其周期。每个周期都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每次重大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产生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摧毁了一些产业，同时也蕴含着新业态、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

    在经历了疫情这个大冲击波后，某些无法适应信息化需求的传统行业、技能和产品将变得不再时兴。而新的技术和业态将悄然兴起，有可能在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站到桥头，成为新一轮全球化高涨期的领头羊。

    全球化的低谷期恰恰非常考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非常考验政府决策者制定经济刺激导向的眼光。国际关系其实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大震荡后，人们也在思考未来的国际制度，如何开展国际多边主义的合作？全球化一定还会进入新一轮高涨期，国际制度重塑、国际多边主义协调一定会再起步的，只不过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形态。
最近德国当选为欧盟下半年主席国后，默克尔发表了好几次深思熟虑的讲话。在我看来，这就是德国试图推进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思考。她特别谈到，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英国脱欧导致的内部裂痕，以及难民潮等问题，德国有决心使得新欧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开步伐。默克尔看似平和、温和的语气间，其实蕴含着智慧，体现出她长远的眼光。

    全球化的新周期还会到来，无论是从体制层面、观念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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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狐财经：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率先恢复，有可能成为国际医疗或防治疫情行动的领导者和协调者吗？

    王逸舟：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国民为全球抗疫所付出的牺牲，以及随之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但一定不要夸大成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和协调人。我们在软实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国际形象塑造、多边斡旋谈判等方面，我国还是一个新手。尤其美国政府更迭之后，新的领导人可能重新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主导，加强对盟友的协商协作。不要低估这种可能。

    我的一个发现是，近这些年中国对国际多边合作方面的注资投入在快速地增加，中方人员参与数量也随之提升。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多边机制的积极响应者、参与者和贡献者。但是在诸如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国际难民署、国际粮农组织、国际维和行动等重大国际组织中，我们的话语权和高级干部仍是不足的，包括制订规则的能力远远还达不到老牌西方国家的水平。

    搜狐财经：应如何提升我国的社会实力，走向您所提出的“仁智大国”？

    王逸舟：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这是国家能力的体现。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社会性参与的地位仍然人微言轻。作为个体的中国公民、小微民营企业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仍然是比较少的。这是一个重大忧患。

    我一再强调，当今世界是三维立体的，不仅仅是经济的世界、政治的世界，还有社会的世界。中国可以说是经济世界的弄潮儿，且在政治世界中变得越来越活跃。但在社会的世界，我们还存在不少短板。这是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巨人的最缺失的部分。

    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启发是，其大大释放了社会个体的活力。这是中国走向富裕之路、走向经济超级大国的原因。

    我特别喜欢像姚明等活跃在全球公共事务上的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仅在各自领域中表现得很出色，也代表了来自于中国民间社会的创造性。在很多时候，他们讲着国际上通用的语言，代表着国际流行的偏好和追求，更好地展示了中国在全球的社会形象。我们需要更多类似姚明这样的人。

    搜狐财经：面对疫情后的国际关系变局，您认为中国的应对之道都应该包含哪些？中国在未来参与国际事务时应当坚持哪些原则？

    王逸舟：面对疫情后的国际格局，中国参与进去当然有很多不同路径。我个人觉得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对中国自身的政策做出审视和评估。

    另外，我认为中国非常有必要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国际协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非常好，但我觉得要避免过于聚焦中美关系，避免各个领域的所有工作都围绕着中美关系的冷热起伏而变化。其实没有必要。我们需要一种世界眼光，不要随着美国少数政客走，而忽略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国际组织的关系建设。

    在该过程中，我们一定也要避免盲目自大，避免意识形态的高调，更不要想着输出中国经验和模式。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氛围都很爱学的，都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因此知耻者而后勇。现在的中国也不应该放弃以往谦逊的心态，因为对国家发展而言，承认问题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承认短板恰恰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前提。成于忧患、死于自大，对谁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