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就报告的一些关键内容,专访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你如何理解这一目标?
姚洋:我理解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主要围绕缩小社会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而展开的,也就是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短板展开。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到2035年,中国需要实现全民社保,实现全国统筹。
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已经达到60%,但是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才刚刚起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0%以上,但还需要加强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工作。因此社保改革任重道远。
同时,到2035年,中国需要普及十二年的义务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文化教育水平;城乡发展差距基本消除,不仅仅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倍多,而且体现在城乡基本公服务水平上,目前这方面的差距比收入差距要更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尤其是中西部能够实现快速崛起,努力追赶东部地区,并达到一个新阶段。
此外,到2035年,在社会管理上,需要建立起成熟的现代社会;在国家治理上,实现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次报告提出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这是未来需要重要推进的改革领域。
《21世纪》: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理解“富强”这一目标?
姚洋: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的GDP增速会由2016年的6.7%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2%,这样可以确保2049年的中国人均GDP水平超过美国人均GDP的45%,达到世界人均GDP的2倍,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届时,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占世界总量的1/3,这将深刻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
《21世纪》: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过程中,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姚洋:首先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高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标准,人均GDP超过12735美元的国家就达到了高收入国家,而2016年的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287美元。如果是依照世界银行标准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但是,我认为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过低,应该采用OECD的标准,即美国人均GDP的45%为25989美元,达到这个标准的国家就是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
其次,依照OECD的发达国家标准,目前全球成功跨越中等陷阱的国家有13个,它们大体上用了30到50年的时间。中国在2002年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再用50年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预期的。从中国的东部地区来看,速度可能更快一些,30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中国需要提高产业工人的供给
《21世纪》:为什么你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是可期的?
姚洋: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与那些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国家在某些方面是高度相似的。目前中国整体比日本落后40年,相当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正处在一个稳步快速发展的时期,实际上日本过去十几年内获得诺奖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因此,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的潜力很大,这足以支撑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此你有何建议?
姚洋:我对创新的看法正在不断改变。过去,我认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学校教育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但现在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国家对科研机构的投入。
为什么很多小型经济体没有一个诺奖得主?比如中国的台湾地区,再如韩国。这主要在于它们不具备大经济体那样集中资源和资金去支持科研的能力。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日本的两倍,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需求,未来创新空间广阔无边,在能力培养方面大有可为。
当然,我们的创新领域也存在短板,例如我们的科研成果的转化还不够充分,这主要与我们的金融支持体系与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关。
我预计,在2050年的全球创新格局中,美国将依然是科技创新的领头羊,但是中国将超越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创新大国。
对中国成长为创新大国的过程,我的主要担心在于产业工人的培养能够跟得上。虽然中国制造的智能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很多生产环节包括智能生产环节需要高水平的产业工人,而目前的我们的教育供给并不能及时跟上。
此前,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部在2015年曾经发布《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推动地方建立更多的应用型技术大学,但地方政府对此的重视还不够。
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可能更热衷于引进像经济学家这样的软科学人才,而不是花大价钱引入可以教授职业技能教学人才。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扭转过来。
此外,建设应用型技术大学的资金投入比较大,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和大的企业联合办学,企业可将自己的实验室放在大学里面,从而实现学、产、研的更好结合。
《21世纪》:报告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对此你有何政策建议?
姚洋:在过去十七年里,以BAT 、华为、科大讯飞和大疆等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成长为行业的全球领头羊。
从这些企业的成长过程来看,主要是市场竞争机制在起作用,政府只能在某些企业的某些阶段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因此,政府的主要角色还是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开放、有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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